“在北欧工作,重启人生”
贝茜本硕都在挪威留学,最近回到挪威,对她来说,有点像回到了自己的前世,生活熟悉,身心平静。
说前世,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,贝茜回中国待了两年半。当时她本科毕业,算是从交换的巴黎学校“逃”回中国的。
回国后,她立即就体验到了不同。在巴黎和挪威时,她和同学很少考虑实习问题,更多是去不同的国家交换,体验不同的文化。但在上海的家里,远程上网课之余,她生活的重心是实习。短短两年半,她一共做了七段实习。
《二十不惑》剧照
贝茜说,主观上,实习可以解释为,她想探索不同的职业,但客观上,是因为她感受到了职场上无处不在的鄙视链,发现自己需要不断积累经验,才能进入最感兴趣的买方投资部门。
她历数自己遭遇的种种歧视:投行工作强度大,干脆“不要女生”;自己的学校不参与QS排名,有的HR不了解,表示“不要海本”——实际上,贝茜说,她本科就读的BI挪威商学院是欧洲顶尖的商学院;还有公司觉得,“你这种上海本地人肯定吃不起苦。”
那段时间,贝茜往往晚上11点才能下班到家,回来后继续上挪威学校的网课,同时还自学了CFA(特许金融分析师)课程,增加竞争力。接受采访时,贝茜的声音听起来神采奕奕,但她描述,实习时,她变得自闭,不敢跟人交流,因为明明很累,做了很多事,却感觉做什么都被束缚,做什么都举步维艰。
因此去年参加国内秋招,投了200封简历,只收到一个相对合适的offer后,贝茜决定回挪威找工作。根据她的了解,在挪威,金融业的工作时间也较长、女性占比同样少,但相比国内还是友好一些:以咨询公司为例,工作时间一般是8点到18点,如果周一到周四完成了每周工时(约35到40小时),周五就可以放假。
贝茜所在的BI挪威商学院(贝茜供图)
另外,贝茜硕士就读的挪威经济学院现在也会举办“女性金融日(Women’sFinanceDay)”,帮助更多女性了解并加入金融行业。权衡之下,贝茜觉得,自己在这里能够体验到更好的工作环境。虽然父母希望独生女留在身边,但看到贝茜的状态,还是同意了她去挪威找工作。
和贝茜不一样,陈七妈来到瑞典,更主要是因为北欧的自然环境。陈七妈的女儿出生于2013年,出生40多天后,就开始反复拉肚子,便血。当时北京的雾霾还比较严重,在灰色的天空下,带着女儿通过拥堵的车流,一趟趟辗转医院后,陈七妈变得极度焦虑疲惫。
后来女儿被证明是易过敏体质,拉肚子是因为对母乳里的蛋白成分过敏,但换了配方奶粉、见遍了北京的儿科消化专家,女儿的健康状况依然没有好转。陈七妈开始认真考虑,要不要为了女儿,换一个能缓解过敏症状的环境生活。她最终圈定了瑞典这个非移民国家。
陈七妈说自己是一个比较“莽”的人,也就是行动力超强的意思。女儿出生前,她没考虑过出国,而一旦决定出国,她在一年多时间,就完成了所有手续,并出租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和车子,36岁时与丈夫和女儿开始在瑞典“重启”人生。
陈七妈供图
在北京时,陈七妈是从事媒体工作的,到了瑞典后,利用以前在国内积攒下的资源,她和丈夫一起创业,开了外贸公司。虽然是从0开始创业,要事必躬亲,但她却感觉自己的时间充裕了许多,原因是瑞典客户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,“动不动就要休假”。一旦客户闲下来,陈七妈想忙也忙不起来,只能把时间花在“忙生活”上,比如带孩子、做饭、遛狗、种菜、养花、做手工、读书……
女儿则将这边常见的体育运动尝试了个遍,最近喜欢花样游泳和网球。对了,小女孩已经健康地长大了。刚来瑞典时,幼儿园和学校会专门为过敏的孩子单独准备不含过敏原的免费午饭,再加上学校压力小、户外活动多,女儿此后已经很少出现过敏反应。
去年,陈七妈终于拿到永居身份以后,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。
围城内外
在和陈七妈差不多的年龄节点,Yoyo做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:当丈夫偶然得到新的工作机会后,她做主离开生活了十年的瑞典,一家四口再次回到中国。
Yoyo的丈夫从事芯片研发,前年被以前的博导介绍了一份位于珠海的工作,职级和薪资都是行业内顶级,机会难得。唯一的问题是,一旦回国,Yoyo将面临失业:她在瑞典的工作经验与国内的职场需要并不完全匹配,而且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,年龄在国内职场上也很尴尬。
在瑞典,Yoyo见过五六十岁的女性同事,还在没有顾虑地频繁跳槽和转行,哪怕失业,只要交满一年失业保险,也可以领取相当于工资80%的失业救济金,每天最高可获得1200瑞典克朗(约人民币795元),持续300个工作日。因为父母双方都强制休产假,生育问题带来的职业困境,也被相对分散了。
因此,在外人看来,回国对Yoyo来说,更像是一种“牺牲”。不过在Yoyo的想法里,小家庭始终是一个整体,回国后丈夫能有更好的工作,两个孩子也能得到“更扎实”的基础教育,“四个人里牺牲一个人,我觉得是值得的。”回不回国,丈夫尊重Yoyo的意见,Yoyo最终拍板,回。
Yoyo供图
花了一个多月时间,Yoyo打点好一切,在2021年飞回了国内。相比北欧生活,中国的职场虽然不完美,但回国的生活依然舒适自在。Yoyo形容,北欧生活和婚姻同理,都是围城,没有来过的人,幻想那里是一座乌托邦,但如果只是厌倦竞争压力,想要逃避,很大可能会遇到新的困难。
毕竟北欧的高福利、低贫富差距,建立在高昂的税收和物价上。Yoyo举例,在瑞典,一个二三十年房龄的80平米房子,即使地段一般,每月物业管理费也要每月4000多瑞典克朗(约人民币2649元)。没有积蓄、没有工作的人将很难生存。而对Yoyo和丈夫来说,回国后,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薪水比在瑞典更高,却享受了更低的物价,生活品质反而更好了。
人工服务也贵而稀缺,陈七妈之前想要找人维修冰箱,上门费要500克朗,且要提前一个月预约。最后,她选择跟着网上的视频自学维修。为了省钱省时,她还学了很多新的技能,家里要装修新房,从刮大白、安装家具,到重新走电、铺地板,都是她和丈夫两个人花了4个月做的。
完全的“躺平”是不存在的。这是贝茜的体会,她解释,北欧只是不“卷”,但并不代表不需要努力。对外国人来说,语言就是一道拦住很多人的门槛。通用的英语只能满足少数技术类岗位,与当地人交流的工作,都需要掌握本国语言。
挪威奥斯陆街景(贝茜供图)
贝茜还发现,挪威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,但她同样会因为语言感受到隐性的排斥。比如她与本地人一起租房,房东有事,都是通知室友,让室友再转达给她。很多人以为北欧是社恐者的天堂,但贝茜说,因为社会体量小,工作岗位不多,反而更需要靠社交来获取机会,“还是要好好学挪威语,融入社会”。
陈七妈是自己创业,没有求职困扰,但同样倍受折磨。孩子的教育,买房这些,都要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蹚一遍。另外,新冠疫情开始后,公司的中国出口业务大幅萎缩,但为了拿到永居身份,她又必须保证流水和纳税。
陈七妈不得不想了很多办法维持,包括在国内做自媒体、拓展丹麦业务,算是渡过了难关。但签证还是迟迟不下,漫长的悬而未决的等待中,她连件家具都不敢买,害怕今天买了,第二天就被要求离开瑞典。
很多习惯也不得不割舍。在国内,由于工作性质,陈七妈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,她时常去看电影、演出和展览,也经常与媒体圈内其他朋友一起交流;但在瑞典,即使她定居的城市隆德,每年9月都举办大型戏剧文化节,她却一次都没有参加过。
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》剧照
如贝茜所说,语言是大问题。作为中年移民,陈七妈很难像女儿一样,将瑞典语掌握到母语的程度,日常生活没有问题,但难以完全理解当地人的文化。她与另外一个背景相似的朋友交流,朋友说,习惯文艺生活的人,来到异文化中生活,难免会进入一种“失语”的状态,无处吸收,无处表达。
会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,也有国内的关系与感情。陈七妈和丈夫家里四位老人都已高龄,但瑞典的签证政策不允许将老人接来长期生活,老人也不愿意搬离中国。所以至今她都没想好,怎么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。疫情期间,父母每天都劝她回国,她也每天牵挂父母,但当时签证还没下来,一旦离开,就再也不能进入瑞典。三年疫情,陈七妈一次也没有回国。
这些困难,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的。陈七妈说,自己可能收到过几百人的私信,都是咨询北欧生活的问题,她给其中二三十人回复过,但目前为止,这些人中,还没有一个人真的过来。
《欢迎来到瑞典》剧照
人生的容错率,与“刚刚好”的哲学
移民北欧的人不多,甚至留学的也不多。贝茜理解其中缘由,她以留学举例,北欧学校的QS排名往往并不高,甚至不参与排名,其文凭相比欧美名校甚至国内名校,都没有太大的竞争力。因此,只有两种人选择到北欧留学,一种是单纯想体验一下人生,一种则是决心在国外工作。
作为极少数打算通过留学,在挪威工作甚至定居的中国人,贝茜对两边同龄人的状态感受尤其明显。
她说,自己在挪威的同学,读书时很少考虑就业的问题,大家都觉得,人还有一辈子可以工作,花几年寻找自己想做的事,根本不算什么。比如贝茜的室友本科,读了电影专业,毕业后环游世界,结束后又重新读了金融专业的本科和硕士;另一个面试时认识的前辈,因为喜欢孩子,本科毕业后做了一年幼教,又去读了一个能源方向的专业,现在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任职。
《羞耻》剧照
而在国内的同龄人身上,贝茜明显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压,很多人的人生方向从高中开始就注定了,“默认只有高考成绩好的才能读金融专业,没考上985、211,基本上跟金融工作就无缘了;但挪威所有人想学金融就可以学,没有实习经验也可以就业。”哪怕是已经去了挪威交流的国内交换生,除了完成学业,往往也同时在考证、在做线上实习,为就业做准备。
她用“人生容错率”来总结其中的差别,即人生容错率高的地方,做选择时不需要瞻前顾后,每一种人生都值得尝试。北欧因为人口密度小,社会和福利体系都很发达,因此不必担心“走错道路”,不合适,再换一条就是了。
亲身旁观了两种成长模式后,Yoyo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大儿子刚出生时,她和丈夫本来希望孩子能在瑞典轻松快乐地成长,不必复制父母当年从小城市出发,一步步考学、出国的成长轨迹;但等儿子上了学前班,Yoyo发现,学校里教的知识非常有限,小学阶段没有任何考试,也几乎没有家庭作业。同时,Yoyo还看到,身边有些朋友从瑞典回到中国后,孩子很难跟上国内的学习进度,她慢慢变得有些动摇。
Yoyo开始在空闲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。瑞典的小学下午三点放学,那之后,本地孩子还在学校玩,Yoyo已经提前和老板打好招呼,从公司过来接儿子回家。她每天会花至少两个小时教他们中文和数学,在她看来,这是帮孩子赢得更多应对未来不同的可能性。
(Yoyo供图)
不过好在Yoyo和陈七妈的决定虽然截然不同,她们与家人却都没有后悔。
Yoyo一家人现在居住在珠海横琴,相比于娱乐场所寥寥、冬季漫长的斯德哥尔摩,这里全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,还有许多孩子们喜欢的景点,周末全家人常常一起出游。儿子喜欢日料,Yoyo喜欢海鲜,在瑞典时,家里不能经常出去下馆子,回来后每周都消费得起。
得益于她在瑞典时的家庭辅导,两个孩子回国后也迅速适应了新学校,甚至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。Yoyo问过两个孩子想不想回瑞典,觉得哪边好,结果两个孩子每次的答桉都是,觉得这边的生活比瑞典好很多,不想回去。
Yoyo自己也找到了一份新的财务工作,虽然工资不比瑞典,也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适应,但能让她同时兼顾家庭。丈夫现在一周四天都要加班到深夜,无法像在瑞典一样,和她分担一半的育儿工作。不过因为国内公立学校课程密集,Yoyo反而觉得,再“鸡娃”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为了保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,如今Yoyo一直在坚持学习和运动,还考虑再读个博士。
陈七妈也庆幸自己到了瑞典。她设想过,如果还在国内,她这些年的日常应该是这样:周末带女儿去医院、平时为女儿准备无过敏源午餐,还要应付工作和人到中年的焦虑。
《欢迎来到瑞典》剧照
而在瑞典,孩子健康,也没人在意她的外表、年龄和地位。陈七妈说,以前她很在意别人的评价,比如是不是个成功的人,有没有好的工作,40岁了有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但现在,她觉得只要自己开心,即使没有大房子、没有特别多的钱、没有穿戴名牌,也挺好的。
陈七妈给我解释,瑞典有一种生活哲学叫“lagom”,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,意思是“不多不少、刚刚好”,不参与竞争和排名,也不给自己“一定要做到最好”的压力。这种包容度提升了人生的容错率,毕竟许多时候,选择本就没有对错之分。
陈七妈现在也这么想,谈及女儿未来的职业发展时,和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,她希望女儿可以像自己一样接受高等教育,但后来她犹豫了一下,“话说回来,如果她做木匠也特别开心,那就去做一个木匠吧。”
而更加年轻的贝茜,离开上海时,她并不确定,自己百分百就能在挪威找到工作。眼下,她还在忙着学语言、找工作、准备毕业,期待尘埃落定。